“2012年澳大利亞小麥每噸2600～2700元，同年我國國內小麥價格偏高一些，每噸貴200元左右。現在價格又高了，山東這次進來的國產小麥到庫價已經漲到了每噸2900元。”近日，中國青年報記者在地方采訪糧儲庫時，南方某省直屬糧儲庫一名工作人員說。

    其實，國外糧價低于國內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農村宏觀經濟室副主任李國祥分析說：“國內糧價高于國外糧價是因為我國多年實行托市收購政策，為了提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一直在提高糧食的收購價格。”

    據了解，實行了10余年的托市收購包括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兩個政策。從2004年、2006年起國家分別對主產區稻谷、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制度；2007年以來，又先后對玉米、大豆、油菜籽、食糖等實行臨時收儲政策。

    “這兩項政策的初衷是防止谷賤傷農，但實際上抬高了國內谷物價格，加大了糧食庫存。”艾格農業資深分析師馬文峰說，大量托市收購的糧食由于價高賣不出去，糧食加工企業缺乏興趣，只能堆放在倉庫中。

    針對托市收購政策，業內人士指出，應當加快農業保護政策的改革力度，盡快調整糧食收儲政策，理順糧食價格機制。

    國內糧價高于國外

    國內糧價高于國外已經引起多方注意，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陳錫文多次提到糧食托市收購面臨的瓶頸。他曾指出，2013年下半年，小麥、玉米和大米的國內價格都已高于進口糧食的國內到岸完稅價，小麥高5%，玉米高6%，大米高25%。如果中國繼續提高糧價，就會刺激糧食進口，對國內農業和糧食生產造成沖擊。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7個月包括小麥、大米、玉米在內的我國谷物進口量較去年同期增長80%。對此，海關總署分析認為，一是國內需求旺盛；二是國際市場農產品價格處于低位。

    以小麥為例，數據顯示，去年11月以來，小麥國內市場價格連續9個月高于進口到岸稅后價格。上個月美國墨西哥灣硬紅冬麥到岸稅后價約每斤1.35元，比我國國內優質麥銷區價還低0.12元。

    “食品加工行業競爭激烈，因此，企業會盡可能選用價格較低的進口糧作為加工原料。”馬文峰說。此前，國內小麥的進口主要來自于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但企業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并不滿足進口上述幾個國家的小麥。

    據媒體報道，深圳口岸今年首次進口了法國散裝小麥。低廉的價格是國內企業選擇進口法國小麥的重要原因。據悉，進口法國散裝小麥比同期進口的加拿大、美國等國小麥每噸便宜約20美元，整船糧食可為企業節省約100萬美元。

    進口糧食增長不僅僅是其價格低，也在于國內生產的需要。

    盡管進口糧食比國內糧食價格低，但并不能惠及所有國內加工企業，李國祥說，按照國家相關規定，企業進口小麥，前提是要具備相關許可證和加工資質，才能獲得小麥配額。因此，要讓更多的企業降低生產成本，只靠進口國外低價糧并不是長遠辦法。

    托市收購形成糧價倒掛

    一方面是國際糧價持續走低；一方面是國內糧價高企不下。糧價倒掛使得國內糧食倉儲日益吃緊，企業生產成本降不下來。這其中的原因在眾多糧食專家看來，是實行了多年的托市收購造成的。

    “過去制定的包括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制度等在內的調控辦法，都是在國內價格低于國際價格背景下建立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部長葉興慶此前向媒體表示，正常年景，由市場形成的價格應高于托市收購價，托市收購有預案而不啟動。可是，自出臺政策性收儲以來，稻谷除2008、2010和2011年外，小麥除2011年外，玉米除2010年外，其余年度均啟動收儲；大豆、油菜籽已分別連續5年啟動收儲；棉花連續3年、食糖連續兩年啟動收儲。

    持續的托市收購推升了價格猛增。統計顯示，2013年，稻谷、小麥最低收購價每斤1.39元和1.12元，累計分別比2004年、2006年提高0.67元、93%和0.42元、60%；玉米、油菜籽累計分別提高60%和38%；大豆臨時儲備價至2013年累計提高24%。

    而今年主要糧食價格也并沒有因為國外進口糧食增加而下調。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高級市場分析師彭超近日表示，我國主產區早秈稻價格已由1月的每斤1.28元上漲到8月的1.34元，晚稻價格維持在每斤1.35元左右，粳稻價格由年初的每斤1.49元上漲到8月的每斤1.53元。他認為，水稻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是國家提高了2014年水稻最低收購價格。

    “當最低收購價成了市場最高價，如果再考慮收購費用和保管費用，順價銷售的價格將會更高。在進口糧增加的情況下，托市糧的順價銷售將更加困難。”馬文峰指出。

    現實中，托市收購的糧食在銷售時，確實做不到百分百售出。9月9日，安徽糧食批發交易市場及其聯網市場舉行的國家臨時存儲小麥競價銷售交易會上。計劃銷售小麥近3萬噸，而實際成交率只有38.91%。

    “托市收購在當下形成了一個政策市，糧食流通的市場化偏弱一些。”李國祥說。此外，每年中儲糧大量收購糧食，也造成了倉儲緊張的局面。據媒體報道，當前糧食主產區倉容緊張給糧食收購造成了困擾。倉容緊張的深層次原因是，在現有糧食購銷政策下，糧食價格持續多年上漲，民營企業收購謹慎，國有收儲企業成為收購主力，大部分糧食流向國儲庫。

    “啟動托市收購，使用的是財政資金，會給財政帶來負擔，也不利于糧價市場化；不托市，農民則會擔心糧價問題不敢種糧。”馬文峰認為，當前應當加快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轉變。

    在政策研究層面，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藍海濤曾表示,以最低收購價和臨時收儲政策為核心的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弊端日益凸顯,難以適應全球化背景下國內外農產品競爭環境,所以不得不采用以差價直補為核心的目標價格改革,替代現行的重要農產品價格支持政策。

    目標價格制度能否用于主糧

    “國外和國內糧價出現倒掛，導致使用國內原料的企業在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在這種大背景下，提出了目標價格制度。”李國祥說。

    在今年6月25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提出，更多發揮市場作用，完善農產品價格和市場調控機制。其中一項重要舉措是，推動最低收購價、臨時收儲和農業補貼政策逐步向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轉變。

    對于當前目標價格制度制定進展情況如何，國家相關單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正在研究制度當中。“因為涉及主糧，要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對于水稻和小麥還是要緩一點。”李國祥說，此前，我國已經正式取消棉花、大豆臨時收儲政策，啟動新疆棉花、東北三省和內蒙古大豆目標價格補貼試點。

    “目標價格雖然名字上叫價格，但根本不是價格，是補貼的依據。目標價格水平是根據農民生產成本，加上合理的保障性收益，由這兩個部分構成。其次參考國際市場，國內的供求關系。”李國祥告訴記者。

    在他看來，未來一段時期內還要繼續實施小麥和稻米的最低收購價和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政策。“目前先對棉花和大豆實行目標價格試點，試點成功后明年就會擴大，首先要解決臨時性問題，因為臨時收儲也變成了常態化，這不利于價格走向市場化，所以要逐漸取消臨時性收儲的農產品。”

    “最低收購價針對稻谷和小麥，沒有加臨時兩個字，也就是說它有長期性，今年一號文件提出逐步建立農產品目標價格制度，并沒有講不包括主糧，但這個過程會長一些，因為涉及口糧絕對安全，到底怎么做，還在研究當中。”李國祥表示。

    對于現階段取消棉花和大豆臨時收儲政策，馬文峰分析，我國加入WTO時爭取到了對部分農產品實行關稅配額管理，配額內實行低關稅，配額外實行高關稅。與加上運費、保險、以關稅配額稅率計算的進口關稅、進口增值稅、港口雜費等成本的到岸稅后價格相比，國內棉花、食糖已明顯失去價格競爭優勢，所以對棉花進行了目標價格試點，而小麥、大米雖然有一定的價格競爭優勢，但也已經不明顯了。

    應按產量補貼種田人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盡管國內糧價一直居高不下，但實際上，一些種糧者并未拿到國家的補貼。

    “國家的錢補到生產環節，補給土地，這種機制是很不合理的。”地方一名糧食局人士告訴記者，現在補貼不是按產量補而是按耕地面積補，有的地方層層作假，地方往上報的時候實際上50畝只種了30畝，或者產出的很少，沒有按銷售量來補。

    他舉例說，農村土地流轉很復雜，這塊土地可能原來是我的，我自己去辦工廠了，就把土地就租給甲，甲又租給乙，我租給甲收300元，甲租給乙要500元，補在土地上的補貼，我先拿了。二老板拿不到補貼，種糧者也沒有拿到補貼。他建議，補貼應當以生產的糧食為依據。

    他分析，最低收購價高，是因為現在種地成本高了。原來農民種地不存在土地租金這個成本，現在土地不少都是承包的，就有了租金成本。土地流轉成本本身不應該成為糧食生產成本，可事實上卻已成為實際種糧者的成本。由此，種糧的成本實際上增加了。

    這位糧食系統工作人士所在的省份，幾年前搞過一個課題，得出的結論是，在糧食生產環節，土地流轉要有序，而且國家補貼一定要落實到種糧的人身上，要讓糧食產出者享受到政策優惠，不是讓所有者享受優惠。“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措施，補到真正種糧的人手里，就抵消了一部分成本。就能把土地流轉的費用控制下來，種糧成本低了，國內糧價自然會下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