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朱國順 張鈺瑩

　　秋天是掛果的季節。秋分過后，我們走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熱土上，仿佛能聞到果子的清香。

　　2014年5月24日下午，上海西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習近平主持召開座談會，聽取上海市工作匯報。總書記特別提到了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建設，殷殷囑咐：“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是塊大試驗田，要播下良種，精心耕作，精心管護，期待有好收成，并且把培育良種的經驗推廣開來。”

　　春種一粒籽，秋收萬顆糧。在一周年之際的上海自貿區，我們能收獲些什么樣的果實呢？

　　破解兩洋戰略

　　在上海自貿區采訪，印象最深的事情之一，就是世界地圖。在自貿區管委會、在大大小小的公司里，都會看到一幅幅或大或小的世界地圖。作為中國今天最前沿的開放陣地，面向世界尋求機遇，應該是這里最熱門的話題。

　　上海自貿區的建設，恰恰也是從這幅地圖展開的。

　　翻開世界地圖，我們可以看到，最醒目的就是兩片蔚藍色的大洋：太平洋與大西洋。自貿區的種子就是在兩洋萌芽的。

　　地球5.1億平方公里的表面積中，太平洋占據了1.8億平方公里，大西洋占據了8000萬平方公里。由于地球人口的60%生活在距離海岸100公里的地方，兩大洋的一舉一動，深刻地影響著人類明天的走向。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兩洋上空漸漸聚攏起幾片疑云，飄忽不定地移向高速前進的中國列車。

　　2001年12月11日，中國正式成為WTO成員。那年我國GDP總量9.6萬億元，約1.15萬億美元，排在世界第六。十二年后的2013年，達到了56.8萬億元，約8.3萬億美元，排世界第二。入世對中國經濟的推動是顯而易見的。

　　試圖改變一些什么的一些人，試圖改變規則以改變結果。TPP和TTIP，漸漸聚攏在兩大洋的上空。

　　中國通過開放促進改革，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是有人也認為，更進一步的開放，可能是中國經濟現階段尚不能承受之重。于是以更廣泛自由貿易為特征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開始在兩大洋沿岸逐漸醞釀。蹊蹺的是，世界第二經濟體和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并不在醞釀行列。TTIP倒算了，中國不是大西洋沿岸國家，不管你那些事；TPP就令人生疑了，為什么會看不到太平洋沿岸最有活力的大國呢？

　　應對挑戰最好的辦法，就是有一副適應挑戰的好身板。

　　2013年3月28日中午，陽光燦爛，兩輛中巴車在常熟至上海的高速公路上疾馳。李克強總理履新后第一次到地方視察，就到了江蘇和上海。在上海，第一站就來到了外高橋保稅區。

　　他在視察時鼓勵支持上海積極探索，在現有綜合保稅區基礎上，研究如何試點先行，在28平方公里內，建立一個自由貿易試驗區，進一步擴大開放，推動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機制。

　　李克強說：“中國走到了這一步，就該選擇一個新的開放試點。上海完全有條件、有基礎實驗這件事，要用開放促進改革。”

　　與改革開放初期選擇深圳漁村進行試點不同，這次國家出手就是上海這張“王牌”。原因在于肩負的使命不同，這次面對的是兩洋戰略的破解，需要一次至關重要的壓力測試。

　　應對壓力測試

　　自貿區的先行先試，首先是壓力測試。

　　第一步走得大膽、謹慎、小心、穩健。

　　2013年9月29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式建立。2013版負面清單公布，共190條。有人對照了一下現有的規定，發現幾乎是正面規定的另類解讀。

　　謹慎是必要的，壓力測試需要循序漸進。

　　前進的步子一刻沒有停息，測試的分量不斷加碼。23項服務業擴大開放措施公布，海關“先入區，后報關”新模式啟動，“央行自貿區30條”公布。2014年6月18日，自由貿易賬戶開閘。7月1日，2014版負面清單公布，管理措施比2013版減少51條。7月25日，《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條例》通過，8月1日起施行，自貿區依法有據，有例可援。9月18日，上海黃金交易所國際板正式上線運行。

　　僅僅以國家“一行三會”來說，到目前為止已出臺了51條金融創新舉措，包括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利率市場化、人民幣跨境交易、外匯管理制度創新等，一線放開和二線嚴格管理的宏觀審慎的金融框架制度和監管模式基本形成。

　　2014年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人代會上海代表團會議上叮囑上海的同志：“在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做點壓力測試，把各方面可能發生的風險控制好，切實防范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

　　上海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下，穩扎穩打，穩步前行，切實履行好總書記的囑托。

　　政府主動變革

　　面向兩洋戰略的壓力測試，不能不帶有某些被動的色彩。但是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上海化被動為主動，抓住新一輪開放的機遇，以開放帶動改革，積極進行政府自身作為的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改革政府的管理體制和監管模式，改變過去一直延續到現在的、以審批為主、特別是以前置審批為主的政府管理模式。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韓正說：“自貿試驗區探索的，就是對過去政府以審批為主的管理模式的顛覆性創新。前置審批沒有了，對政府的實際工作來講，管理比過去難了、要求更高了，必須從以往以審批為主的管理模式轉變到事中事后的科學監管上，這是重大的改革創新。”

　　自貿試驗區最大的亮點是負面清單。由于負面清單，企業搞活了；由于負面清單，政府的管制進一步放松了；由于負面清單，政府審批制度必須進行顛覆性的改革；由于負面清單，必須建立事中事后監管制度。

　　變革帶來的吸引力真是很大。

　　28.78平方公里的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一眼望出去看不到邊。對于弘毅投資總裁趙令歡來說，好像還是小了一些。他對李克強總理說，自己是“擠”進自貿區的。

　　2014年9月18日下午，趙令歡坐在李克強總理對面，隔著一張兩米多寬當作會議桌的食堂餐桌。他對總理說，自己是“盼星星盼月亮”那樣的心情，來“擠”進中國(上海)自貿試驗區的。

　　他說，以前很多事情需要審批，因此跨境投資競標時，往往要加上一句備注：如果政府審批沒有通過，交易自動取消。這樣一來，“有時候對方甚至懷疑我們交易的合法性”。

　　總理說，“不止是境外投資吧？”他舉例說，就是在國內與外商談判，我們有時也要求對方提供“批件”，這讓人家莫名其妙：合同文本都是按法律規定做的，還需要什么批件？

　　總理強調，政府要切實放掉那些“不該管的事情”，把審批為主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真正改成事中事后監管。這就是上海自貿試驗區的真諦。

　　上海自貿區的建立，是一次擴大開放、突破兩洋戰略的試點，但遠遠不止是應對兩洋戰略的試點。它更是政府主動作為，通過開放促進改革的一次自身革命，是在全社會釋放創新活力、提升創造能力的嘗試。

　　通過改革，釋放創造與創新激情，目標在于創造中國經濟新繁榮年代。

　　走向新繁榮

　　在上海自貿區綜合服務大廳里，有三張不同顏色的桌子：一張綠色桌子是自貿改革前有關限制措施的186份文件，一張藍色桌子上，是改革后被調整的151份文件，另一張橙色桌子上，則是目前還留存的35份文件。也就是說，自貿區試驗一年，有81%的企業投資限制文件被調整，有的限制條款就此消失。

　　對企業的限制減少了，企業自身的活力增強了。以往管理體制的形成有特定的歷史因素，當條件逐漸成熟時，及時地調整管理方式，將釋放巨大的活力和能量。

　　企業是活力之源。上海自貿區建立一年來，區內新設立的企業就有12266家，而此前23年同樣這片土地上，總共建立企業8900家。一年超過二十年！

　　開放促進改革，改革帶來了創新創造活力迸發，星羅棋布、雨后春筍般冒出來的新企業，帶來了欣欣向榮的新繁榮景象。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費爾普斯在《大繁榮——大眾創新如何帶來國家繁榮》一書中，把繁榮定義為生活的興盛，即對事業的投入、迎接挑戰、自我實現和個人成長；把國家的繁榮定義為大眾的興盛，它源自民眾對創新過程的普遍參與。他認為，兩個腦袋比一個腦袋好使，100萬個有創造力的頭腦肯定強于50萬個或者25萬個。

　　一次正向的大變革，總是會激發出大量大眾創新的潛能，進而帶來生活的興盛，并帶來國家的繁榮。

　　英國工業革命之后的創新與繁榮，使得24萬平方公里的英倫三島，占有了世界幾乎三分之一的土地；美國西部開發帶動的社會形態變革，帶來了從十九世紀延續到二十世紀的鍍金年代。改革開放帶來的創新活力和能量，對于中國的影響更加深遠。36年間中國的變化舉世矚目，僅僅是加入世貿組織后12年間，中國的GDP 就增長了4.5 倍。

　　上海自貿區的改革所帶來的創新與活力，如水銀瀉地，洋溢在28.78平方公里的熱土上。

　　一位中央領導這樣問道：“中國有八九億勞動力，這里面要是有三分之一都有創造的熱情、創業的動力，那就接近美國的整體人口，你們想想看那是什么局面？”

　　那會是一個如同一年跨過了23年，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新景象。

　　這樣一個新繁榮年代，已經在東方的地平線上漸漸露出了曙光。

　　在霞光萬道中，我們將笑看兩大洋云落云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