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作為我國生育政策調整的重要一步，“單獨二孩”政策曾被許多人寄予厚望，認為此舉將改變長期以來的低生育率問題。然而，國家衛生計生委在政策實施1年之后公布的數據顯示，“單獨二孩”的實際申請量僅為70萬，遠遠少于預期。

    如此低的“單獨二孩”申請量意味著什么？下一步我們的生育政策應該往哪里走？日前，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國內知名人口學家、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李建新教授。

    我們進行人口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是2000年左右

    中國青年報：您怎么看“單獨二孩”申請遇冷？

    李建新：這是由這一政策所對應的生育主體的特征所決定的。人口學上，15～49歲的女性都被視為育齡婦女，但現實中，生育主力軍是20～35歲的女性。今天，這部分女性幾乎全是80后90后。她們的生育觀念已經發生了變化，不再像上一代一樣只追求生育數量，而是追求生育的質量。而且，她們傾向于追求更好的教育與職業發展，導致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增大。同時撫養孩子的經濟成本也在增加。所以，對于這一部分女性，即便放松了對生育的限制，她們的實際生育行動力并不強。

    中國青年報：在“單獨二孩”政策實施之初，許多調查都顯示，有50%甚至60%的人有生育意愿。為什么調查結果與現實情況差距這么大？

    李建新：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生育意愿等同于實際的生育計劃以及生育行為。生育意愿更多是一種理想狀態的表達，到了實際做生育計劃時，受到的限制肯定要多一些，到了真正生孩子時，面臨的困難會更多。比如，人們總說兒女雙全最好，可很多人在生了第一個孩子后，發現太累了或養不起，就打消了要第二個的念頭。

    中國青年報：在這種狀況下，許多學者建議，應盡快全面放開二孩。但您曾說過，我們已經錯過了全面放開二孩的最佳時機。

    李建新：我們進行人口政策調整的最佳時機是在2000年左右。當時，我國的生育率已經進入人口更替水平（這是保證人口長期穩定的必要條件，一般認為維持這一水平，生育率應該在2.1左右——編者注）以下，這時候調整人口政策，有利于實現人口均衡發展。同時，如果將20～34歲的女性視為生育主體，在2000年左右，這一群體大多是60后、70后，相比現在的80后、90后，她們的生育意愿會比較高，可操作性強，政策調整的效果就會比較好。

    如今，十幾年過去了，我們的人口政策調整才剛剛邁出了“單獨二孩”這一小步，這為我們即將面臨的人口問題埋下了隱患。

    在人口競爭力方面，我國未來恐落后于印度

    中國青年報：我們將會面臨什么樣的人口問題？

    李建新：一說到中國的人口問題，大多數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口數量巨大。任何一點小問題，乘上13億這個數字，就會變成大難題；再怎么巨大的發展和進步，除以13億這個數字，就會變得微不足道。這完全是一種錯誤的人口觀。

    人口是一個總體，我們不但應該看它的數量與增長率，更要看它內部結構的變化，比如老年人口比例、勞動力人口比例、男女人口比例等。實際上，我們正面臨的人口問題，恰恰就來源于人口內部結構的失衡。

    首先，在未來50年里，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將急劇少子老齡化。據聯合國預測，在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婦女在育齡期間，每個婦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數——編者注）保持1.8不變的情況下，2050年我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將占到26.0%，0～14歲人口比例下降至13.5%；如果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3，2050年時老年人口比例將高達27.8%，而0～14歲比例將降至9.1%。

    其次，我們人口中的兩性失衡問題也將日益嚴重。如果按照男方比女方大兩歲的婚齡差距計算，2020年，30歲的男性人口就要比28歲的女性人口多出470萬，22～34歲的男性將要比20～32歲的女性共多出2600多萬，而且這還是一個累積加重的過程。

    最后，未來我們所謂人口紅利部分，即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的數量和比例將迅速下降。據聯合國測算，我國勞動力人口的高峰將出現在2020年前后，屆時勞動力人口將達到9.89億，隨后即迅速下降。如果總和生育率保持在1.8左右,2050年我國的勞動力人口為7.9億，2100年為5.26億；如果總和生育率是1.3左右，2050年我國的勞動力人口為6.96億，2100年僅為2.58億。勞動力人口比重也將迅速下降。

    中國青年報：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將會給我們未來的發展帶來哪些挑戰？

    李建新：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人口結構的失衡必將影響我國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方面面。比如，經濟增長的潛力與人口中的勞動力人口比例變化有著很大關系，如果我國的勞動力人口迅速萎縮，將會給未來國家經濟發展產生負面影響，而龐大的老年人口，將帶來養老和醫療等方面的巨大挑戰。再者，家庭結構單一化，“失獨”家庭等風險家庭增多，加之兩性婚配人口嚴重失衡，都將極大地影響到我國社會和諧與穩定發展。最后，微觀家庭和宏觀人口結構的急劇的失衡變化，不僅極大地影響到國防建設與國家安全，更會影響到中華文明和大國國力的興衰。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國人口結構失衡所帶來的問題的嚴重性和緊迫性，還沒有被全社會以及相關決策部門所充分認識。

    中國青年報：我們將面臨的人口問題是獨有的，還是其他發展中大國也存在類似問題？

    李建新：人口老齡化、勞動力人口減少等人口變化，是人口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轉變時，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存在這一趨勢。然而對于我們來說，這些變化趨勢正加速向我們走來，而且這個加速的過程還是我們自己政策干預的結果。

    中國和印度同為世界人口大國和金磚國家，也被公認為未來世界最具發展潛力的兩個國家。比較中印未來的人口發展情況，會讓我們清晰地看到自身問題的嚴重性。首先是在人口老齡化方面，不論我們未來的總和生育率是1.8還是1.3，到2050年，我們的老齡化比例都將超過25%。可是印度，其2020年65歲以上人口的比例才剛剛超過7%，即剛剛踏進老年社會行列，比中國足足晚了20年。即便到了2050年，印度的老齡化比例也僅為14%，同時其少年兒童的人口比例仍高于老年人口。也就是說，未來我們的人口結構將是倒金字塔型，而印度的人口仍是健康的金字塔型。

    更為關鍵的是，在與經濟發展最為密切的勞動力人口方面，未來我們恐怕也將落后于印度：印度2050年的勞動力人口將達到11.43億，2100年仍將維持在9億以上。而在20～29歲最具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年輕勞動力方面，印度已經超過了中國，位居世界第一。

    全社會特別是決策者應該轉變人口觀念

    中國青年報：面對嚴峻的人口形勢，我們應該如何應對？

    李建新：首先是全社會特別是決策者人口觀念應該轉變。第一，人口問題是一個長時段問題，往往以百年為單位，所以決策者必須要有非常長遠的眼光；第二，在關注人口數量之外，我們更應該關注人口的內部動態結構。我國人口問題在本質上不是數量眾多帶來的，而是人口結構失衡所導致的。

    在觀念轉變之后，就應該即刻調整生育政策，變限制生育為鼓勵生育。同時，也可以采取比如延遲退休、發掘第二次人口紅利等措施，來減緩人口結構失衡所帶來的諸多問題的沖擊。

    中國青年報：這樣看來，與人口問題利害關系最密切的，就是當前的80后、90后乃至00后。

    李建新：的確如此。現在的60后、70后，10年、20年以后將陸續步入老年，那時也將是我們的人口結構失衡所帶來的問題疊加且集中爆發的時候。80后、90后、00后以及他們的后代能否直面和支撐起這樣一個社會，取決于現在的行動。

    所以，我經常給我的學生講，為了微觀家庭和宏觀人口均衡發展，一定要生育，而且是要盡量多生。以前我們老是提倡為了國家而少生，但是以后，我們應該轉而提倡為了自己也為了國家多生。同時，國家也應該鼓勵年輕人生育。年輕人的生育觀念或許一時難以改變，但政府可以從減輕年輕人的生育和育兒成本入手，采取一些切實有效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