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事當前，先說是非，再論得失；先講法律，再談人情。這是打造健康政治生態的需要，是培育成熟社會心態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臨近春節，關于“福利”的討論又起。這個從去年熱起來的話題，一直眾說紛紜、言人人殊。概括起來無非是，在反腐敗、反“四風”的背景下，我們應該有怎樣的“福利期待”？

　　這確實是一個現實問題。倘若對中央的精神沒領會，對福利的內涵不明晰，很可能動輒得咎。要么不該發的依舊亂發，導致頂風作案，為黨紀不容。在1月19日中央紀委網站發布的周報中，“違規發放福利”再登違規榜榜首。要么該發的堅持不發，干脆明哲保身，最后矯枉過正。對此，去年底中辦國辦發出通知，要求“保障干部職工按規定享有的正常福利待遇”。

　　“人生的扣子，從一開始就要扣好”。討論福利問題，同樣應該如此。概念不統一、理解不一致，討論得再熱烈，也是關公戰秦瓊。“反腐敗不能反福利”是個好提議，若不明確何謂福利，最終不過是一場情感大戲；“應該將福利制度化”是個好建議，但不問福利是否合理，也難免成為文字游戲，還可能扭曲正常的社會認知。

　　說到福利，可謂五花八門。有統一規定的，比如五險一金、津貼補貼、帶薪休假，比如日前全總列出的職工正常福利。也有自由裁量的，比如一些單位發放的購物卡、加油卡，以及各種獎金和實物。對于前者，如果隨意克扣，那無疑是另一種官僚主義；對于后者，如果發多發少、發與不發，全憑領導一句話，合理的界限在哪里？如果有錢的單位多發、清苦的部門少發，公平正義又如何體現？

　　相比于橡皮筋式的彈性福利，更為重要的是，發福利的錢從哪里來？單位的小金庫？好像很早就取消了；財政撥款？似乎也缺乏正當理由。畢竟，公款不可私用，公產不能私分。如果利用單位的特權和資源，這是不是一種權力尋租？近日，百度公司發了50個月工資的年終獎，阿里巴巴發了相當于100倍月薪的年終獎，人們表示羨慕卻沒有非議。原因就在于，花的不是公家的錢，“多少盡管隨意”。反之，則“再少也要有依據”。

　　當然，許多“福利”也是其來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長期實行低工資制度，勞動者的所有需求無法從工資中得到滿足，只能通過各種福利制度進行補償，這在一定時期有其歷史合理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建立和改革開放的深化，一些福利逐漸被取消，比如福利分房、福利養老金；一些福利被納入工資，比如津貼、補貼；還有一些福利則被制度化了，比如五險一金、帶薪休假。總體來看，從任性福利到規范福利，從隱性福利到顯性福利，從個性福利到普適福利，從單位福利到社會福利，這是社會公平的要求、現代化進程的必然，也是公務員法、勞動法中“福利”的本意。

　　不可否認，在工資上漲乏力時，取消形形色色的福利，確實會讓一些人覺得有些寡淡，甚至倍感失落。但這并不應該成為呼喚違規福利的理由。尤其要看到，人們對公務員漲工資各有看法，對國有企事業單位員工“羨慕嫉妒恨”，就在于種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福利”，激發著社會對這一群體的高收入想象乃至集體“污名化”。因此，即便感慨“光鮮外表的清苦”，呼吁“水漲船高的待遇”，相比于不明不白的“補償福利”，我們更期待堂堂正正的“分配正義”。在這個意義上，讓福利規范起來、透明起來，恰恰是在為漲工資涵養民意基礎。

　　馬克思曾說，“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會使自己出丑”。但反過來講，我們也不能為了不當利益，就自己出丑。一事當前，先說是非，再論得失；先講法律，再談人情。這是打造健康政治生態的需要，是培育成熟社會心態的需要，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腐敗要做好“破”和“立”兩篇文章，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同樣應該如此。如果說取消不合理的福利，是一種“破”；那么，“與國民經濟發展相協調、與社會進步相適應”，合理地提高工資收入水平，就是一種“立”。前一篇文章正在書寫，后一篇文章也要加快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