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輝

    3月29日央視《新聞聯播》用接近3分鐘的時間報道了南海“負面清單”改革。南海的“負面清單”，相當于投資領域的“禁限名單”，明確列出禁止和限制企業投資經營的行業、領域、項目等。

    南海今天的“負面清單”與改革開放之初的“六個輪子一起轉”有異曲同工之妙。30多年前，南海憑借敢為天下先的精神，通過國有、鄉鎮、村集體、合資、外資、個體“六個輪子一起轉”的經濟發展模式，激發社會活力，促進了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創造了著名的“南海模式”。“六個輪子一起轉”，說到底就是打破政府的約束，充分調動市場主體的積極性來發展經濟，讓市場發揮更突出的作用——這恰恰是“負面清單”改革所要達到的目的。

    30多年來，雖然南海的市場經濟不斷發育完善，但像很多地方一樣，政府對經濟的微觀干預依舊可見。比如在行政審批過程中，批給哪些企業、什么時候批、批多少，政府部門可以自由裁量，這就限制了市場“決定性作用”的發揮。而“負面清單”推出后，“法無禁止即合法”，減少了政府的直接管制，降低了經濟運行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講，“負面清單”改革是“六個輪子一起轉”的基因延續，兩者一脈相承，是不同歷史時期南海釋放出的重大制度紅利，是南海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涌現出的“南海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負面清單”非禁即入的模式，只要不屬于“負面清單”禁止或限制的領域企業均可進入，這就降低了市場準入門檻，將事前監管轉向了事中與事后監管，加大了后續監管的難度和壓力。當準入門檻降低后，市場主體會更多，市場行為的自由度更大，如果缺乏有效的后續監管配套措施，可能會使“負面清單”改革的紅利不能充分釋放。但南海充分考慮到了這一點，在借鑒“負面清單”做法的過程中融入了更多南海元素，比如在“負面清單”之外，還配套“準許清單”和“監管清單”，并把清單納入網絡審批和監督系統，權力標準化與網絡行政相結合，使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更加清晰。

    然而，“負面清單”改革對南海也提出了挑戰。審批事項是有關部門及其負責人手中的權力，這些權力給部門和個人往往能帶來巨大利益。這也是為什么在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過程中，一些部門常常對下放和削減行政審批事項進行抵觸，下放和削減的往往是一些無關緊要、利益不大的，而有“含金量”的審批權則牢牢掌控在手中。“負面清單”改革同樣面臨這一問題，它變核準制為備案制、變審批為備案管理，能夠有效縮小政府部門審批權限，但也嚴重影響到既得利益，這就呼喚南海的改革更具勇氣，呼喚有關部門轉變管理思路，加快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變。

    南海“負面清單”改革的意義顯然不局限于南海。作為改革明星，南海具有為全省乃至全國探路的意義。近年來，南海一方面輸出了眾多改革經驗，繼2012年南海農村改革榮獲第一屆廣東治理創新獎后，2013年南海區的“網絡問政改革”又獲得第二屆廣東治理創新獎，不少好經驗、好做法被其他地方借鑒。另一方面，南海還輸出了改革價值觀——南海經濟已經走在全國前列，但改革依舊不停步，永不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酣睡，這種改革的追求與勇氣值得很多地方警醒。

    （作者系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高級政策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