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評論員 董少鵬

    隨著互聯網技術不斷創新升級，媒體形態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網站已和紙媒、電臺、電視臺一樣被當作“傳統媒體”，基于移動互聯技術的客戶端、微博、微信等新媒體平臺紛紛亮相。似乎在一夜之間，人們與真實、高效的資訊更貼近了，人們獲得的權益也接近于最大化了。

    事實真是如此嗎？只要有了革命性的互聯網技術，就可以實現資訊傳播的公正和民主嗎？只要熱情擁抱一波一波的技術升級，就可以事半功倍走向幸福生活嗎？移動互聯時代的傳播究竟該如何“為人服務”呢？財經互聯網傳播的樣式、功能、格局會走向何方呢？

    因為所有媒體都已互聯網化，網絡傳播的風向、焦點已經與經濟社會的現實高度重合，很多話題都是被互聯網和傳統媒體一同炒熱的。從經濟話題看，轉型期的“糾結感”很強，比如：

    1.2008年美歐金融危機沖擊到我國，中央政府推出了兩年半投資4萬億元的計劃，但彼時，人們仍擔心投資不足；而到了沖擊漸弱之時，人們開始提出投資4萬億元有過大之嫌，但也有人借“貨幣超發”的由頭，把投資拉動說得一無是處。

    2.在2013年6月份“錢荒”苗頭初現之時，央行密切觀察但未予干涉，不少人士呼吁迅速增加貨幣投放；但在央行出手干預之后，又有人指責流動性過剩了。

    3.2014年重啟新股發行，監管層淡化了對新上市公司的業績要求，有評論稱這些公司是“史上最差一批新股發行”；而此前按較高業績標準衡量上市公司時，評論則稱“這些事不該監管者”管。以上這些話題，往往被互聯網媒體火上澆油、添油加醋，把一個原本嚴肅的財經問題、一個應有延續性的政策，炒作成了“不是東就必然是西”、“今天是東明天就是西”的狀況，缺乏專業定力，找不到市場準星。

    在筆者看來，上述的“財經問題糾結”和“財經政策糾結”，僅僅是財經互聯網傳播偏離我國轉型經濟現實和政策抉擇的一個側面，與這類現象交織在一起的，則是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的“長期唱空”現象：經濟增速高，他們唱不可持續，經濟增速放緩，他們唱即將崩潰；銀行國有化，他們唱壞賬風險，銀行股份化，他們唱利潤虛假；股市上漲，他們唱泡沫黑幕、監管不嚴，股市下跌，他們唱經濟走衰、實體經濟已無退路；國有企業搞抓大放小，他們唱國家甩包袱，國有企業整合，他們唱國進民退；國家實行計劃生育，他們指責不講人權，中國人口增長率降下來了，他們唱人口紅利喪失；我們搞宏觀調控，他們指責政府干預，我們搞市場化改革，他們又說私人所有制最好。

    2012年11月以來，互聯網上財經話題的“強勢輿論誤導”并不鮮見。在2013年6月末，經濟增長速度觸及決策層既定目標的下限，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滑落至2003年以來新低，工業增速也與2009年上半年接近。有關中國經濟要崩潰、地方債務危機要爆發、人口紅利已用盡、投資拉動沒有空間的評論十分強勢。當時，互聯網上主張休克療法、硬著陸的聲音很高，甚至有人主張即使負增長也在所不惜，平添了一種“中國經濟很悲催”的氣氛。直到中央明確提出“新常態”概念，并且經過一段時間的反復宣講之后，互聯網輿論對中國經濟減速的躁動輿論才有所減弱。

    對于財經互聯網傳播的上述問題，公眾也有批評。比如學者單新寧就以《我眼里幾位騙吃騙喝的經濟學家》為題撰寫網文，對一些經濟學家脫離中國現實，只照搬西方本本的狀況進行了分析。中國人民大學高連奎教授更是以出版《反誤導》專著的方式，對我國經濟學界的怪相進行了批判。這些批評當然也包含著對財經互聯網傳播的期待。

    如何管好互聯網傳播，用好互聯網傳播，已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10月30日，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魯煒闡述我國互聯網政策時，再次引述了習近平主席關于中國對世界網絡空間治理的主張，即“要共同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的網絡空間，建設多邊、民主、透明的國際互聯網治理體系”。針對外國記者提出的“西方一些網站在中國無法訪問”和所謂“收緊網上言論”的提問，回答道：“中國歷來都是好客熱情的，但是誰到我家做客，我是有選擇的。我可以講兩句話，我沒有辦法改變你，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我希望到中國來的都是朋友，是真朋友”。他還特別指出，“依法治網首先是依憲治網，我們出臺的所有法規，比方說‘九不準’，還有‘七條底線’，每一條都是對照中國憲法出臺的。比方說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就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

    魯煒以“家”和“朋友”比喻國家的互聯網主權和外部傳播者的關系，十分貼切。一個滿嘴挖苦、侮辱、謾罵，還口口聲聲要主人趕緊拆房子重建的人，誰能歡迎他來做客呢？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聽不得不同意見，而是對那些不分青紅皂白硬推自己主張、甚至施加壓力要中國就范的人，勇敢地說“不”。

    互聯網應該給各國帶來和平和安全，而不能成為一個國家攻擊他國的“利器”。同樣的道理，中國人維護本國的國家利益更是天經地義。中國的財經傳播者，應當具有維護本國主權的自覺，對于明顯挑戰中國主權和發展道路的資訊傳播，應當加以識別，并列入負面清單。

    魯煒提出“依法治網首先是依憲治網”，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有力地闡釋了網絡治理的基本準則和法理邏輯，廓清了一些認識上的誤區。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公民理應崇尚并遵守憲法。但過去一個時期，在互聯網上公然發表與憲法抵觸的言論者并非罕見。還有的公然違反法律制造散布謠言，或以其他方式侵害其他公民和社會公共利益。依法對這樣的行為采取措施，竟然被質疑限制自由、違反公正、壓制民主，可謂荒唐至極。國家互聯網管理機構廣納民意，依法做出的“九不準”、“七條底線”規定，是遵照憲法做出的落實性規定，是為了保護絕大多數人的自由，是為了維護互聯網社會以及現實社會的公正和民主。

    如前文所述，財經互聯網傳播中出現的“財經問題糾結”、“財經政策糾結”、“唱空中國”聲浪直至公然違背憲法和法律的行為，追根溯源，就是盲目推崇美歐等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學、政治學理論，盲目推崇其經濟、政治、社會發展模式，對本國經濟、政治、社會現實缺乏調查研究、缺失民族情懷。這就容易導致一個后果：對外國經驗的介紹和對本國問題的批評超出學習、互鑒的范疇，而是試圖盲目照搬，囫圇吞棗。

    互聯網傳播有多元化、交互化的特點，可以幫助人們更加及時地了解不同角度、不同側面、不同來源的信息。但另一方面，互聯網傳播也有“礦砂化”、“爆炸化”的特點，會帶來“強勢誤導”。所謂“礦砂化”，就是金與石不分，是非混淆，真假混雜；所謂“爆炸化”就是由某一個觸點迅速引發“誤導性信息”的病毒式傳播。因此，互聯網傳播必須要納入安全、秩序和監管的軌道，不能沒有底線，不能沒有主權意識。

    財經互聯網傳播活動都應當遵守憲法和法律規定。不僅不能為攻擊、謾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道路的“外來客人”提供舞臺，更要自己守住“底線”，不能搞“財經傳播違憲”。“財經傳播違憲”的例子并非沒有，比如有的大講“國退民進”，有的鼓吹“搞有宗教的市場經濟”，就是違反憲法關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款的。針對財經互聯網傳播中關乎公眾利益的重大問題，需要依法加以治理。任何財經傳播者，也都應該依法自我規范和管理，把對憲法和法律的遵守落實到互聯網空間。

    今年9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60周年大會上指出，“對豐富多彩的世界，我們應該秉持兼容并蓄的態度，虛心學習他人的好東西，在獨立自主的立場上把他人的好東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們自己的好東西，但決不能囫圇吞棗、決不能邯鄲學步。照抄照搬他國的政治制度行不通，會水土不服，會畫虎不成反類犬，甚至會把國家前途命運葬送掉?！边@不僅適用于治國理政的“大事情”，也完全適用于財經傳播這樣的“中事情”或“小事情”。在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論自信的問題上，其實是沒有大小之分的。